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遵义会议

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、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中国革命。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的转折点，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，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点，并因此而彪炳史册。

　　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

　　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，使党和中央红军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，它宣告了博古、李德领导的破产。但是，博古、李德没有因此而改变错误领导。“黎平转兵”后，中央红军迅速进军，于1935年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，准备渡乌江北上黔北。这时，博古、李德再次主张前往湘西：“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，再徐图进军湘西，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。”为此，中共中央在贵州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，否定了他俩的意见，并规定：“关于作战方针，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，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。”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。严酷的现实说明，博古、李德教条主义的思维和领导能力的巨大缺陷，不仅不能突破危局、使红军摆脱危险，而且可能使红军遭受灭顶之灾，进而给中国革命造成全局性的灾难，他们已经担负不起领导全党和红军胜利前进的责任。并且惨重的失败，在红军中引发很大的不满，使他俩丧失了继续领导的威信。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就此回忆说：湘江战役后，“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‘围剿’以来，迭次失利，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，与反四次‘围剿’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，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，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，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、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。这种情绪，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，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。”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、亲历这段长征过程的罗明也回忆说，当时“干部们对军事指挥有很多意见”。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、猴场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和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他们的意见，就说明博古、李德的领导难以为继了。

　　长征出发后，为使红军争取主动、寻机发展，毛泽东、彭德怀等曾多次建言献策，但遭到博古、李德拒绝。在目睹错误领导将红军带入危局的严重情势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等不断向博古、李德的错误领导提出意见和批评。周恩来回忆说：“从湘桂黔交界处，毛主席、稼祥、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，一路开会争论。从老山界到黎平，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。”

　　其时，纠正错误领导、统一党内意志，以摆脱困境，是党和中央红军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当务之急。为此，黎平会议决定到适当的地区召开会议，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、总结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。

　　1935年1月7日，中央红军在突破乌江天险后，智取黔北重镇遵义。其时，国民党大军已被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，相对和缓的军情，给召开黎平会议决议中的会议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比较安全的环境。

　　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

　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著名的“遵义会议”召开。与会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、红军高级将领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。

　　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总结报告（史称“正报告”），他在报告中强调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、党的各项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，而基本否认他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。周恩来接着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“围剿”的军事工作报告（史称“副报告”）中，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“围剿”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，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，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。随后，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泽东、王稼祥讨论的意见，作批判“左”倾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（史称”反报告”），他尖锐地批评了博古、李德的“左”倾军事路线。

　　毛泽东接着发言，他运用事实驳斥了博古所讲的各种客观原因，认为红军具有粉碎敌人“围剿”的有利条件。并且就具体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，如对诱敌深入、集中优势兵力、运动战、游击战、战争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、保持有生力量和保卫苏区领土的关系、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等，作了深刻的论述。

　　王稼祥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，批评了博古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，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。

　　朱德、李富春、聂荣臻、刘少奇、陈云、彭德怀等纷纷发言，“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”，认为博古的报告“基本上是不正确的”。